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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司法神话后面的世界（17）
作者： 方鲲鹏
经由DNA检验脱罪的冤狱时间最久者
（本节主要参考资料：
【1】“无辜者专案”的詹姆斯·贝恩（James Bain）档案，网址：
http://www.innocenceproject.org/Content/James_Bain.php
【2】美联社2009年12月17日报道 “ DNA clears Florida man after 35 years behind bars”，URL：
http://www.msnbc.msn.com/id/34467096/ns/us_news-crime_and_courts/t/dna-clears-fla-man-after-years-behind-bars ）
2009年12月17日，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法院宣布撤销1974年的一个判决，詹姆斯·贝恩（James Bain）被监禁35年9个多月后获释，成为审后DNA检验证明被误判的案子中，蒙受冤狱时间最长久者。
1974年3月4日深夜，有人将一个9岁男孩在睡梦中从床上拉出窗外，劫持到附近一个棒球场强暴。
受害人告诉警方，作案者似乎18岁左右，自称“吉姆”或“吉米”，留有小胡子和浓密的鬓角。根据这些描述，受害者的叔叔认为很像一个名为詹姆斯·贝恩（James Bain）的人（注：“吉姆”或“吉米”都是“詹姆斯”的昵称）。贝恩是一个高中生，而受害者的叔叔是这所高中的助理校长，所以认识贝恩。
警察将贝恩的照片混合在在4张或5张其他人的照片一起让受害男孩辨认，男孩挑出了贝恩的照片。然而，在这几张照片中，只有贝恩和另外一个人留有受害者描述过的鬓角特征，实际上警察是让男孩“二选一”。此外，贝恩的这张照片是男孩舅舅从学生档案中取出，不排除在他交给警察前，已给男孩看过贝恩的照片。案发两天后，警察逮捕了贝恩。
审判时，检方证实作案者在受害者内裤上留有精液。但当时DNA分析技术还没有应用在刑事侦探领域，只能通过精液检验出作案者的血型。经FBI实验室检验，得知作案者的血型是B，而贝恩的血液是AB型。在作证时，检方专家证人分析说，贝恩的血型是弱A强B，所以不能排除他是精液的宿主；而辩方专家证人分析说，贝恩的血型实际上是强A弱B，因此贝恩应当被排除嫌疑。
另外，贝恩的姐姐出庭作证，案发时贝恩同她在一起看电视，不可能作案。
尽管有这些不确定性，陪审团还是相信了检方，宣判贝恩绑架和强奸罪成立。法官判处贝恩终身监禁。贝恩获判时只有19岁，被逮捕前他没有任何犯罪记录。如果没有后来的DNA帮助他脱罪，贝恩会在监狱度过余生。
2001年佛罗里达州的立法机构制定法律，允许某些类型的历史案件，被告可以对当年的证据提出检验DNA的请愿。从那年起，贝恩提出了5次检验DNA的请愿，每一次都遭到法官拒绝。2009年在“无辜者专案”组织及其律师的帮助支持下，递交的第六次请愿才获法官批准。
DNA检验结果，排除了贝恩是精液的来源。贝恩的律师立刻提出动议，要求撤销1974年的判决。这个动议很快获批准，贝恩获释。进监狱时，贝恩是个中学生。出监狱时，贝恩头发斑白，已经54岁了。
当年这件案子定罪的全部依据，只是9岁受害者凭半夜看到的朦胧印象，从5、6张照片中挑出了贝恩。可以说将一个人终身送进监狱的这项证据极其薄弱。而这个司法系统对可能的错判，缺乏查核的热忱和动力，令人极为愤慨。如果法官们对贝恩第一次要求DNA检验的请愿就予以批准，他就能减少8年冤狱。实际上，若不是后来有“无辜者专案”组织作后盾，这些冷漠的官僚法官们，恐怕永远也不会批准贝恩的请愿。
美国的审判是对抗性角斗，允许双方夸大其词，以偏概全，任意扩大或缩小证据的适用范围，而陪审团不一定有能力掂量证据的强弱，但法律允许他们凭感觉作判决。很多上诉案子的判决意见书，常会引用这样意思的法律（判例法）：因为陪审员可以直接看到被告和证人的表情反应，以此评估他们证词的可信度，比我们（指上诉庭法官）只能阅读审判记录，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所以我们支持陪审团的裁决，云云。这就是在说，“法律允许陪审团凭感觉作判决”。
中文的“平反”、“冤案”、“平反冤案”这些词，在美国英语中没有确切的对应词。我们用“平反”和“冤案”这两个词时，可以包含非司法案件。比如，给某位右派摘帽，是平反政治冤案，不涉及法律问题。但美国就没有这种用法。而且美国基本上不承认有冤案，因为这个司法制度，“公平”地让双方像斗狗似的互相撕咬，最后错判了被告，也不能怨检方罗列罪名，无限上纲，只能怨你被告自己没有斗赢他们，不存在冤不冤的。所以，我在写《美国诺福克四水兵奇案》一文时，对拟定标题就犹豫了一阵。虽然这几个水兵的案情冤到家了，但政府不承认是冤案，甚至没有将他们无罪开释，而是带有假释性质的释放。考虑到官方的这种态度，我在那篇文章的标题中避免“冤案”这个词，用了“奇案”二字。
因此“平反冤案”这样的话，在美国很难用上。像这里介绍的案子，DNA检验证明被告没有涉案后，冤狱者能做的事只有向法院发动议，要求撤销当年的判决，而不是追究责任。法院撤销原判决，表达的意思是“因证据不足释放被告”，并非证明被告无罪，算不上“平反”。这种情况下，用“撤销司法误判”，比“平反冤案”，更确切些。然而，在介绍这类案件的过程中，我有时也使用“冤案”这个词，以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但那是笔者的看法，不一定符合官方对案件的定性。
检察官代表政府，从政府角度看，用“证据不足释放被告”的方式，就不存在冤案问题。即使如贝恩案，由于案发后受害者活着，可以证实是一个人单独作案，而现在DNA检验证明作案另有其人，因此贝恩肯定是无辜的，但关了35年多的冤狱，也只能向政府要求经济补偿。如果想要政府道歉，连门也摸不到。
陪审团的好处是不大会蓄意偏袒某一方，但陪审团往往由于水平低、非专业，对证据的把握和评估困难大，审判中容易倾向强势的一方、善于煽情的一方，可不一定是有理的一方。而法官具有专业性优势，但如果缺少有效的监督制度，以权谋私、枉法滥判，会很快泛滥成灾。
所以，设计一个好的司法体系，很费思量。中国的司法改革早已过了鼓动阶段，不需要再喊空洞的口号了。关键的事是仔细研究、做好顶层设计。要具有前瞻性，吸取本国历史教训和西方民主体制国家的现实教训，努力设计出相对最优化的司法体系。
美国司法神话后面的世界（18）
作者： 方鲲鹏
DNA的良好声誉引来了狐假虎威
（本节主要参考资料：《芝加哥论坛报》2012年7月5日报道“Weak DNA Evidence Could Undermine Justice”，网址：
http://articles.chicagotribune.com/2012-07-05/news/ct-met-dna-questions-20120705_1_forensic-dna-analysis-dna-profile-dna-scientists ）
DNA刑事证据识别技术问世年代不算很长，已享有盛誉，被称为“刑事鉴定学中的唯一科学”，因为它有别于传统方法，不是依靠个人经验和主观判断。然而像名牌皮包一样，盛名之下，会冒出伪劣的膺品。
2012年7月5日的《芝加哥论坛报》报道了芝加哥地区当年早些时候的一场审判，结果为被告克利夫兰·巴雷特（Cleveland Barrett）当庭释放。
这是一起涉嫌性攻击9岁女孩案，检方的主要证据是女孩身上发现的DNA同巴雷特的DNA“匹配”。一般DNA作为呈堂证据时，要提供匹配可靠性的数据，通常是十几亿人中才能发现一个匹配者。但这个案子的检方只是言之凿凿地宣称被告DNA与案发现场的DNA匹配，却不说匹配的概率有多大。
幸亏辩方律师这方面内行而且负责，在他的交叉盘问下，检方的专家证人最终承认，这份所谓的DNA样本，可以在每4个非洲裔男性、每8个拉美裔男性、每9个白人男性中找到一个匹配者。换言之，检方的所谓“DNA”证据，可以在芝加哥地区“匹配”几十万人。
辩诉双方在审判中提交的证据，事先要获得法官的批准。巴雷特的案子连法官都被DNA的名字蒙住了，没有把住关。可以想象，对于DNA知识完全外行的陪审员，检方就更容易蒙混过关了。如果这份“DNA证据”，没有被辩方律师揭露真相，后果不堪设想。
据媒体爆料，女孩的母亲十分可疑，很可能是她导演了这个事件，为的是陷害报复巴雷特。女孩的证词明显受过事先调教，而身体检查没发现任何遭强奸的迹象。
巴雷特在拘留所蹲了一年多冤狱，不过他还是算幸运的，获无罪释放。可是类似的冒牌“DNA证据”，在其他案子会有什么结果呢？无从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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