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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8

　　记者：能说说您印象最深的一次截访打人吗？

　　李崖：有次我们县里面去了几个年轻人，我跟这几个年轻人非常熟，没法打。我和另一个县的干部交换了一下，说你把我们的人打一顿，我把你们的人打一顿。他们县里面去了一个老太婆，当时我都不忍心动手，我先和她吵架，吵火了以后，把她按到墙角打了一顿，打得鼻青脸肿的，最后老太婆被当地干部带回去了。

　　我跟我们县里的人太熟了，他跟他们县的也太熟了。打的话，怕人家告状，所以就相互交换着打。这也就是对那些“老”的上访户，有那些刚去上访的直接就打了。当时我去截一个女的，那个女的也挺亏的，家里的地被占了，没有拿到钱，她不听话，跑了好几次。我到那里二话没说，刮刮两个耳光，一脚踹地上，然后抓着头发，抬着胳膊，扔到车上，拉着就回来了，回来后直接把她送到了拘留所。一路上十几个小时也没让她吃饭，这是常有的事情。

　　记者：那个时候也不会觉得自己在违法犯罪？

　　李崖：当时刚上班，有一些事情虽然知道不太合适，但想着这是政府安排的活，出事了有领导承担责任。有时候派出所所长、公安局副局长带队抓人，他们动手，我们跟着。截访的过程中，抓人、打人并不稀奇。东北哈尔滨南岗区的维稳干部与我交流时说，这几年心里面都不踏实，压力很大。其实我也一样。

　　党的政策，我觉得就我接触到的这个层面而言，市以上的干部绝对是好的。像我们市的一些领导的工作作风，绝对过得硬。到乡、县这两级村长以上的干部，包括我在内，枪毙了都不亏。我觉得这么多年截访做了很多对不起老百姓的事情。

　　有一位老人，自己家唯一赖以生存的地被占了。他就那一亩地，用塑料大棚种了小西红柿。这个人挺有才的，在自己种植的过程中不断摸索创造，产出了长相非常奇特的品种。当然卖得价钱也很高。突然企业把他的地占了，赔了他很少一笔钱。他那大棚平时一年收入都要一、两万，好的时候两、三万。地被占了以后，一亩地一年只赔付他八百块钱，两年一千六，还扣了一百七十五块说是税钱。这一百七十五块钱，老人家认为不应该扣。说一亩地政府卖了三十万，这一百七十五块钱你怎么都要给我。但政府那边跟他怄气，就是不给他。老人家就一直上访告状，乡里面到县里面，市里面再到省里面，然后就到了北京。北京不是去了一次，是去了七、八次。每一次截他的费用都在一万左右，到最后拘留他的时候已经花了将近二十万块钱。

　　有一次，我觉得这位老人家挺亏的，我告诉他了，要拘留你，你赶紧跑吧。结果他跑了以后没有钱回去了，就在北京捡破烂捡了一、两个月。最后碰见个老乡给了他几十块钱，他这才回得去。但一回去就被拘留了，再后来就把他劳教了。

　　我每次踏入这个乡镇就想起那位老人家。我觉得对不起他。劳教是上头下的死命令，但也有机会放他。当时是我带队去抓他的，本想把他放了，但与我同行的有几个是公安民警，还有派出所的所长，人太多了。如果我把他私自放走，有人走漏这风声的话，搞不好回去就要处理我。

　　于是他被劳教了两年。刚进去的时候，公安局领导交代了，关禁闭。老人家被关在高一米宽一米的小铁笼里，坐不下去，也站不起来，只能蹲着，关了一个礼拜。这几乎把他搞疯了。禁闭出来继续在里面从事非常繁重的体力劳动。有一些人在劳教所里被打了，其实都是当地政府有所交代的，说这个人好好修理一下，太不听话了，要是放出来以后再上访怎么办。

　　以前有一些有理有实据上访的群众，我都是半路或者快到我们县的时候把他们放了。编个理由就说是上厕所时跑了，回去给领导一个交代。至于那些无理上访的就经常带回去拘留。

　　拘留的原因，刚才没有说到。基本上拘留的理由全是编出来的违法的事情。比如说让我们当地信访办的驻京人员写个证言，说他在北京上访期间，在信访局扰乱办公秩序，冲击国家信访机关，辱骂国家信访机关人员，严重扰乱了首都办公秩序等，其实有的人根本就没有到信访局那个地方去。

　　当地老百姓到北京上访，根本不可能到天安门广场闹事，也不可能到中南海冲击国家办公机关，更不可能在信访局砸玻璃，或是辱骂国家信访机关工作人员。全都是编些谎言，好回来办他。按照法律规定，人家在北京违法了，应该在北京办他，而当地公安机关根本没有权利做这样的处理，但普遍大家都是如此干的。

我曾导演一场大领导接见上访群众的戏

　　记者：能讲一下您最成功的截访案例吗？

　　李崖：那是一个集体上访的案件，人员多成份也比较复杂。他们长期上访非得要求见大领导。当时县里面研究，我出了个主意，见的话还不容易，找个大酒店的会议室，派几个人穿着西服打好领带，再找几名武警战士。北京不是有很多租车公司么，出钱租两辆好车，再在北京电影厂门口找一个跟国家领导人长得像的临演。有武警，有穿西服打领带的随从，保安级别搞得非常高，这不就像个国家领导人了吗？然后把群众集中在酒店的会议室里面，就说我们联系到领导接见你们，先县里面的领导讲话，然后市领导讲话，再来省领导讲话，其实都是我们县信访局的人冒充的。领导席坐着好几个人轮番交代，到最后群众等得不耐烦了，冒充中央领导的人出来了，说群众们受苦了，我刚出国访问回来，下飞机以后一路上都在看你们的材料，我已经对你们省里面的领导做出了严厉的批评，你们赶紧回去，这个问题很快就会解决。台词都是我提前写好的，他们根本没有那个水平。讲完这几句他下来跟群众们一个个握手。握手的时候，武警守着，领导握一下，武警赶紧推开。搞得很像，然后领导就走了。群众把他送到楼下，看着领导大车小车，就很放心的跟着我们回来了。回来以后除了年纪大的没有拘留，领头那些人全部送到拘留所。我导演的戏演完了。

　　记者：您为了国家的维稳事业也是尽心尽力啊！

　　李崖：当时确实是想了一些办法。有时候我晚上一个人回酒店，也会坐在那儿哭。在部队的时候，我父亲脑干出血，我从部队坐火车回来一路上都没有哭，到家以后看见父亲也没哭。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从没哭过，却因为截访哭了好几次。整天不得休息，谈了一天还谈不好，太累了。家里面媳妇刚生了小孩，孩子还没有满月，媳妇的身体也不好，我怎么能不着急？

上访没有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记者：他们这些上访群众，到北京上访有没有成功的？

　　李崖：基本上没有。因为北京不管。我个人认为，到北京上访的，有一半的老百姓确实受到了欺负，剩下的一半不是无理取闹的，就是历史遗留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一些领导长期的麻木不仁，把一些很小的事情慢慢拖大。

　　记者：他们到北京上访，即使不成功还是锲而不舍的要去？

　　李崖：因为北京是唯一的希望。这里有最高的国家权力机关，只好把希望寄托给北京解决。如果当地稍微有一点势力的，根本不需要上访，上访的全是一些没权没势的老百姓，社会最底层没有能耐的才去上访。

　　记者：这么说，上访是没有用的？

　　李崖：没有用。即便在国家信访局登记上了，国家信访局把这个批到省信访局，省信访局批给县信访局，县信访局再给到某乡镇或某街道办事处，还是要由他们解决。他们随便搞个虚假的汇报材料，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调查处理的，根本不需要真正去处理，这个事情就算完了。就这么简单。

　　记者：正常的信访渠道是什么呢？

　　李崖：就是逐级的反映，有什么问题到乡里面说，不能越级，不然就要被拘留。很小的一个问题，这个村的生产队队长不想给老百姓解决，老百姓都有可能长期去北京上访，一直上访到死。其实怎么上访都没有用处，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记者：你们做截访，有没有想着借此发一笔小财？

　　李崖：我从小在山上放牛，而后在部队接受教育，为人民服务，对党也很忠诚。我在截访的过程当中，绝对没有赚钱，大多数情况下是倒贴钱的。当然算总帐的话，我也不会赔钱。但这份工作让我投入了太多的精力，我的青春都浪费在这上面了，到现在一事无成。

　　记者：您刚开始做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种截访方式是不对的呢？

　　李崖：当时有这种想法，这是领导下的命令，出了事情应该会由领导来担当。但是我没有想到出事以后，领导会扯皮。曾经我在河北涿州截一个上访群众，我把他控制住以后，领导说他这么不听话，要打。他也有反抗，我就打了。涿州服务区有人看到报警了。当地把我拘了，竟没有人来管我，我在那里被关了十几天才回去。然后人家告我，我又自己出钱赔了医疗费用，本来说好的领导拿钱，也没有拿。真正出事没有人管，政府是最会忽悠人的。

　　我记得我们县委副书记与政法委书记给我们说过这样一句话，拿钱办事，谁不会办。不拿一分钱把事情办成了，你才是英雄。当时我还很受用，表扬我不拿钱就能了事，这个才是我们的人才。是我太傻了。

拖到一定程度，老百姓就不告了

　　记者：现在遇到上访群众还打吗？

　　李崖：现在怎么说呢，不是我的村子，我不再管了。我以前当了几年信访办的主任，负责一个村子的事情，碰到官民的纠纷，我和领导们也是尽量协调。一些领导一成不变的思维，根本不可能给老百姓解决任何问题。

　　记者：那怎么办呢？

　　李崖：拖着。拖到一定程度老百姓就不告了，甚至拖到老百姓死了。有一个老教师，因为家里宅基地的事情，与当地相关部门扯皮，最后还在告着就过世了，这个事情也就再没有人说了。

　　记者：以您的经历，一般上访人员的诉求是什么？

　　李崖：我认为最主要的是一些基层干部不作为、乱作为，同群众产生矛盾。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不会与官斗。举个例子，我家里面几亩地，全部办成企业了。刚开始一亩地赔个三百五十块钱，但现在这个钱根本没办法养活一家老小了。在这个过程中，我要上访的话，人家认为你有嫌疑，是无理上访。

　　当然有一些人的无理诉求通过上访也被解决了。县乡里面与领导攀得上关系的，领导会故意让他自己的人上访，然后给他解决不合理的诉求。刚解放的时候，怎么没有人上访？那时候人有信仰，现在群众的信仰已经完全缺失了。那时候人幻想有一天能够实现共同富裕奔小康，但现在这些东西根本不敢想。基层公务员德行不好，虽然我的能力有限，但我有机会了，一定要帮助他们。

　　记者：您的信访办主任怎么被免了呢？

　　李崖：我自己不干了，没法干了，我曾经一段时间都患有抑郁症。

　　我跟你讲讲基层公务员的品性吧。我们那里有个干部，没有考上乡里面的公务员之前，娶了个媳妇。两个人从小青梅竹马，是高中同学，又一起考上大学。这个女孩子为了供男孩去读书，自己就弃学打工了。后来男孩大学毕业在乡镇参加工作，他与这位女孩结了婚，女孩怀孕了。但为了自己的仕途，男孩选择与女孩离婚，孩子也流产了。最后他娶了副县长的女儿，现在提拔成副乡长了。

　　一个残疾人，拄着拐杖，找他反映了一个给支部书记打个电话就能解决的问题，他却一脚把人家的拐杖踢翻，残疾人躺在院子里半天起不来。我上去给了那个男孩一个耳光子，他让派出所把我抓了起来，关了我一天。你说这怎么干得下去？

　　所以现在没有什么事情，我都不愿意到单位去了。我是这个群体当中，稍微有一点点良知的人。其实我也不是什么好玩意。曾经义无反顾地干过那好些对不起老百姓的事情，哪能算什么好人？但我以后会用我自己的方式帮助老百姓，来抚平我心里的不安。虽然我的能力有限，但我有机会了，一定要帮助他们。

我对这群人（官员）彻底绝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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