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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碑誌 能致富
　　
　　在唐代，给人撰写碑誌或书写碑文可以得到一笔润笔费，越是知名的文士所得到的润笔就越多。李邕“尤长碑记，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送亦至鉅万，自古鬻文获财，未有邕者。”晚唐时有一个叫马逢的人家里经济状况不好，大概属于等待共同富裕的群体，他的朋友王仲舒看着心里着急，就责备马逢说，你家里都穷成那个样子了，为什么不去给人写碑誌呢？那样就可以先富起来呀。
　　这些碑誌有的是立在寺庙里的。裴度晚年在洛阳时出资修葺了福先寺，工程完工时要立一块碑。皇甫湜从白居易手中抢得了撰写碑文的差使，他提了一斗酒回到家中，一口气喝下半斗酒后趁着醉意挥笔疾书，整篇文章一气呵成。这篇文章文思高古，用了很多生僻字，也是大知识分子的裴度看了好半天才看懂。裴度让人用车拉了一车价值千余缗的物品送给皇甫湜作为润笔，皇甫湜认为这些润笔给的也太少了，他让来人给裴度带话说，我皇甫湜的文字水平绝非平常之辈，一般不会屈身低就，除了给顾况这样的大家的文集写过序之外，还没有轻易答应给谁写文章。这次我主动请求撰写碑文，完全是为了报答裴公的厚爱。皇甫湜的话说到这里时还是一副知恩图报的口气，下来就转入正题了。皇甫湜说，像我这样水平文章的稿费标准应该是每个字三匹绢。皇甫湜所写的碑文有三千二百五十四个字，裴度共付给他九千多匹绢。唐朝时绢的价值时常在变动，建中年间一匹绢值四千钱，元和末年一匹绢值八百钱，裴度在洛阳时是唐文宗太和年间，四千钱一匹和八百钱一匹只是一个参考价。
　　大书法家柳公权每年给人书写碑文所得的收入也是“鉅万”，这里面包括现金更多的是实物。柳公权这个人是典型的学者类型，不善于理财，所得到的钱和金银器皿都交给管家保管。这是一个空子，柳府的管家和一些仆人趁机钻这个空子，把主人的钱当作自己的钱用，用了也不吭一声。柳公权曾经把一些银杯银碗放在一个竹箱子里，过了一阵子后，箱子上的封条完好无损，里面的银器却不见了。那个管家在一旁装模作样的说这真是怪事，真是怪事，莫非遇上鬼了。柳公权没有去追查这批银器的下落，他笑哈哈的说，箱子里的银器都羽化成仙升入天堂了。
　　墓碑和墓誌是碑誌的主要成分。中唐以后，长安城中的一些碑誌写手改坐等生意为主动出击，一打听道哪个达官贵人家有了丧事，就会跑到人家府宅去，围在门外面大声招揽生意，这种情景比集市抢购还热闹。当然，这些写手和掮客不会去普通平民家，平民的墓也是平常的，很多墓里面没有墓志铭，放一块青砖，砖上面刻着“阿娘坟墓，孟元简咸通十五年×月五日。”
　　过去官员死后，给死者谥号、追封官爵属于官方结论。官方结论有着一整套程序，唐朝的时候对于达到给谥号级别的官员先是由吏部中负责考核官员的考功郎中出具一份记录死者生平的行状，再由太常博士根据这份行状提出一个谥号。有时候为谥什么字会争论不休，许敬宗死后，负责拟定谥号的太常博士认为应该谥“谬”，在谥法中，“谬”的意思是名声和实际不相符合。许敬宗的后人当然不会同意这种带有贬意的评价，强烈要求重新改一个谥号，双方争论不下。唐高宗特意召集五品以上的官员合议，礼部尚书提出一个折衷方案，给许敬宗谥“恭”。《谥法》中说“即过能改曰恭”，礼部尚书的意思是，人不怕犯错误，改了就好。唐高宗最终敲定了“恭”。
　　和官方的结论不同，亲属给死者立碑属于私人评价，私人评价就没那么严格，可以尽量的往好里说，说着说着就说过头了。撰写碑誌的人拿了主家的钱财就要替人家遮盖则个，这个人脸上本来有些雀斑，碑誌的写手就要多用些脂粉把雀斑盖住，人们把这叫“谀墓”。
　　唐朝有一个叫刘叉的人生长在齐鲁大地，少年时任侠仗义，酒后杀人。中年之后人变的沉稳了，开始修身养性，学着写诗。听说长安的著名学者韩愈广交天下文士，刘叉这位业余文学爱好者千里迢迢徒步来到长安，投奔到韩愈门下。刘叉写过一首诗：“日出扶桑一丈高，人间万事细如毛。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胸中仍在霍霍磨刀，可见江湖之情未了。
　　大概正是因为心中有刀，还时不时的要磨上一磨，刘叉很难同韩愈周围的那些读书人相处，于是就决定回到江湖中去。离开长安时，学生刘叉拿走了韩老师的一笔巨款，这些钱都是韩愈给别人写墓誌得到的润笔。刘叉在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拿走老师的钱时说，这都是谀媚墓中的人而得到的，不如让俺老刘拿去作为生活费。
　　对于韩愈来说，并非凡是写碑誌都要收费的。柳宗元去世之后，韩愈为他写下了《柳子厚墓志铭》。柳宗元身处边远山区十多年，没有什么积蓄，他的灵柩返乡安葬是桂管观察使裴行立资助的，他的儿子周六、周七由刘禹锡抚养。尽管韩愈和柳宗元的政见不同，但两个人之间的友情非同一般，给柳宗元写墓誌是韩愈在尽一位朋友的情谊。这篇墓誌中有一句话，“士穷乃见节义”，韩愈正经历着“夕贬潮州路八千”的磨难，对于柳宗元的遭遇体会颇深。不受制于金钱，往往能够写出传世的好文章，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就是一个例子。
　　颜真卿也写过许多碑文，鲜于仲通神道碑就是其中之一。鲜于仲通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在他的一生中有两大败笔，一是在担任剑南节度使时丧师南诏，五、六万军队全军覆没。二是在担任京兆尹时指使那些参加朝廷官员选拔的选人为主选官杨国忠树立颂德碑。这块颂德碑上的碑文由鲜于仲通撰写并经唐玄宗圈阅改定，刻在石碑上的字中都填了金粉。要说杨国忠的选拔官员的方法真可谓“创新”，他曾经采用了一种任命官员的简单程序，具体的做法是不看档案看相貌，个子低的候选人被派到道州任职（唐书中说：道州多矮民），长着络腮胡子的人去湖州，按照这个逻辑，长得黑的人有可能被分配到黑水都督府去，那个地方现在叫做哈巴罗夫斯克。
　　颜真卿在评价鲜于仲通一生时就遇上了难题，你不能在碑文中写上埋在地下的这个人在泸水打了大败仗，也不能写上这个人曾经为杨国忠涂脂抹粉。面对着这种情况，颜真卿选择了避而不谈，即没有提鲜于仲通丧师，也没有提为杨国忠树碑立传，只是写到“公初善执事，后为所忌，十二载遂贬邵阳郡司马。”这里的执事就是指杨国忠。由此可见，给人写碑文要遵循的原则是，成绩写足，缺点带过。
　　唐元和年间的裴均是走宦官路线步步高升的，口碑不好，他死之后，儿子准备了一万匹绢缣去请韦贯之写墓志。生在长安长在长安的韦贯之倔强的很，凡是他瞧不起的人根本没有调和的余地，面对着十万匹绢的润笔，韦贯之说：我宁可饿死也不会去写这篇墓志。
　　有的家族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自家的墓志自己写。吕延之，吕渭，吕温是爷孙三代，都是当时有名的文人，吕渭在贞元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三次担任进士考试的主考官，吕温是柳宗元刘禹锡的好友，元和初年那场公案中被贬的人称为“八司马”，吕温则是第八个半司马。吕温家族的碑志都是自家人写的，他说这样做是为了将家族的优良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以免文学能力荒疏水准堕落。
　　唐睿宗的女儿代国长公主下嫁给郑万钧，公主死后，她的神道碑由丈夫郑万钧撰文，儿子郑聪书字。开元年间的大手笔张说曾评价说：郑万钧父子皆工书，聪之能书，本源于家学。这个家学也包括郑聪的母亲代国长公主的一份。有一种说法是郑聪就是郑潜曜的曾用名，郑潜曜娶唐玄宗的女儿临晋公主为妻，郑氏父子二人都是驸马。长安城南韦曲杜曲一带是富人的居住区，郑潜曜在神禾塬上也有一座别墅，别墅中有一个莲花洞。在附近少陵塬上居住的杜甫是郑家的宾客，当然不是很吃香的那种人。杜甫写过一首《郑驸马宅宴洞中》的诗，诗中的洞就是莲花洞，诗中写到“主家阴洞细烟雾，留客夏簟清琅玕。春酒盃浓琥珀薄，冰浆碗碧玛瑙寒。”在炎热的夏天，琥珀杯中斟满浓香的美酒，玛瑙碗里盛着加冰的饮料，这种生活是够杜甫羡慕的。
　　有句成语叫做盖棺论定，但有些人则是在没有盖棺之前自己先给自己定论。唐会昌六年初，白居易就给自己写了《醉吟先生墓志铭》，他在墓志铭中表示自己死后丧事从简，不要请太常议谥，不要立墓碑。白居易死后葬在洛阳城外的龙门山上，当时的河南尹卢贞根据白居易的遗愿在他的墓前树立了刻有《醉吟先生传》的石碑。据说前往龙门山游玩的洛阳人和外地游客路过白居易墓前时，都会往地上酹一杯酒以示怀念，久而久之，墓前有一块地方的泥土经常是湿润的，并且散发出一股浓香的酒味儿。
　　白居易是会昌六年八月去世的，这时候唐宣宗已经即位。宣宗很喜欢白居易的诗，他在《吊白居易》一诗中写到“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一些官员看见皇上这么喜欢白居易的诗，就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于是便上书宣宗提议给白居易一个谥号。宣宗指示：我劝大家去看一看白居易的《醉吟先生墓志铭》，还是以尊重死者生前的遗愿为好。
　　不过白居易生前的遗愿最终还是落空了。他的从父兄弟白敏中当了宰相后替白居易请谥，最终议定为“文”。白敏中还请李商隐为白居易写了神道碑。
　　其实，人死之后就由不得自己了，或者成为一块砖，或者成为一座牌坊，或者成为一面镜子，或者成为一尊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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